业，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。她给儿子解释说，虽然有妇人不能出阃的礼教要求，但自己的丈夫“多大言，少成事”，指望他养家属于想多。因此，自己的这些行为，也是完全合理的。后来董氏去世，许家族中的文人为她撰写墓志铭，把这些事情记了下来，没有为了丈夫的面子而加以避讳和掩饰。如此看来，董氏的儿子和丈夫的族人，也是认同她的说法的。

　　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妇女选择独立支撑家庭，但那些主要都是寡妇。而这个例子里，我们发现，即使丈夫还活着，一些妇女也还是承担起了管理和支持家庭的责任。

　　而且，在明朝后期，江南的文人中，这种现象似乎还不是个例，甚至可以算得上常见。不少文人都过着“口不言钱镪，手不执筹算”的日子，家庭经济完全依靠妻子，甚至要依靠妻子动用嫁妆、变卖首饰，进行经营，才能维持生活。在文档和出土墓志铭上，经常有这类记载。

　　人们对于这种依靠妻子的情况，似乎已经司空见惯，并不为了丈夫权威而忌讳。对于这些操劳持家的妇女，也都是赞许态度，而不是批判她们违背礼教要求。

　　在这个过程中，妇女承担了更多责任，但作为对等，也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领域的开放。而借助这些更平等的权利和新开放的便利，妇女从事生产经营的效率又提高了。这种风气的变化，和经济地位的提升，看起来是相互促进的。

　　而当经济贡献和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，和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也会跟着发生变化。而且影响范围，已经波及到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。

　　晚明时，江南文人的领袖人物之一钱谦益，记录了一对陈姓夫妻的事迹。在这个家庭中，丈夫的地位不是妻子的指导者，相反，是妻子在不断督促丈夫学习，要求他坚持学业，甚至在外人面前，也屡屡数落丈夫。然而在这个技术中，妻子不给丈夫面子的行为，同样没有受到批判，记叙者的态度十分平实。这种夫妻关系，似乎也是当时人可以理解的。

　　这个事情和之前几个例子一样，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接受妻子在合理的情况下，对丈夫进行批评。

　　虽然这个是儒家理论里允许的部分，但理论上，家庭里，妻子对丈夫应该是规劝。因为训斥是上级对下级，得他老妈才能训斥他。训斥被接受，意味着在地位上的让步，承认占有道德优势的一方可以无视身份，指正另一方。这种强调对等关系，而不是君臣夫妻身份差别的趋向，有点像早期儒家那种感觉了。

　　上层文人对妇女，开始强调“夫妇而朋友”的关系，不再只看是否顺从和对持家的贡献，而是开始重视女方的道德品质和能力。

　　现代学者整理的文献中，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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