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明朝后期的江南文人著述里，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及，妇人担负起了精神上的支持、道德上的鞭策，乃至实际出谋划策的作用。在王世贞、顾宪成、钱谦益等知名文人的记录中，这些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，经常处于主动地位，会向丈夫提出要求，鼓励乃至鞭策他们践行道德准则。

　　在传统的论述中，家庭内部应该是夫唱妇随，由丈夫对妻子进行教育、引导和约束。但这种模型的思路，并不是“教义”式的。不是说丈夫是上帝直接捏的，妻子不一样，所以就有神性上的区别。而是基于实用主义，出自“经验总结”，并通过典籍、圣王法令、先贤教诲等方式，传递下来。

　　人们认为，按照过去经验，绝大部分情况下，丈夫拥有更高的道德，或者说，丈夫比妇人更容易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。因此，丈夫应该教导妻子，对她进行管束和教育，让她的道德水平得以提升和保持。

　　至于阴下阳上这种，实际上是对这种“经验总结”的抽象化描述和提升，本身的说服力很有限。这种理论论述的合理性根基，依然是在于那个“经验”上。

　　在中原文明下，如果这个经验，在实践中一直被证明是真实的、实用的，那么人们就会继续保持这个模式。当然，如果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，或者都装作相信它是真的，那它也可以继续运转。（这个之前已经说过类似例子了）

　　但这个模式比宗教模式也脆弱的多。只要经验和现实不一致，就会受到影响。当大规模地出现和经验不同的情况，它也就实际崩溃了，无法进行纯粹的教义论证，来自我维持。

　　明朝后期这个情况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礼教依然还在，但上层文人家庭中，这种固定模式已经出现了瓦解，乃至反转的案例，而且在当时已经让大家见怪不怪。这种反经验的现象大量出现之后，“道德优势”也就无法再和性别、身份绑定了。

　　如果说上一段的例子证明，丈夫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受到冲击，那这里的变化，说明道德礼教中的地位，也不是确定的。

　　而且，明朝后期也是个很特殊的时间段。江南文人在道德上不仅不能稳定占有优势，不少时候甚至处于弱势地位。董氏“好大言，少成事”的总结，对于这一时期的众多文人，是个无法回避的尴尬问题。

　　上层文人虽然没有生计问题，但由于所处地位更高，配偶的文化素养往往也更高，因此受到的冲击也并不小。

　　实际上，按照钱谦益等人的记录，江南上层妇女的道德水平和自我要求，甚至屡屡超过男性家人，能够反过来，对男性进行劝诫和督促。在需要坚定意志，进行斗争的时候，这些妇女有时比男性还果敢坚毅，乃至母亲教训儿子，妻子督促丈夫。在东林党的社交圈子里，这种女性比男性还硬气的情况，也并不是个例。

　　上层文人只能在道德上，对这些妇女进行让步，把她们看作道德上平等的友人，乃至视为需要学习的老师。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回答，在现实表现不佳的情况下，如何、、维持优势地位的问题。包括钱谦益自己，最后都遭遇了这种道德窘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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