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人发现了牛痘?”
“再巧合也得有前提。就像现在京城赌马赌球,中奖凭的是运气。但不事先去买张赌券,运道再好也中不了。”
“说起赌券,章惇倒是听过有个笑话。”章惇见两人似乎又开始有争执,瞅准了时机,赶快插话进来,“说是京中某人拜遍了神佛,想求一注横财。一日菩萨显灵许了他,可几个月过去了,一文钱都没见到。他再去观音院中抱怨,菩萨就说了,你得先去买张马券吧。”
“苏轼听说的是佛祖许了人百贯横财,他却忘了买马券。上次与王晋卿吃酒,听客人说起过。宣徽也听人说过了吧?”
韩冈点点头。这个笑话其实还是他说给家里面听的,然后传了出去,现在在京城里传得挺广。
“正如这个笑话中的道理,凡事的确都要有前提。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所以苏轼有一事骨鲠在喉。”苏轼看看韩冈,又看看章惇,“如今进士科举,只考经义。国子监中,两千学子也都只求经义,不重文学。并非苏轼杞人忧天,长此以往,朝廷的诏令还能见人吗?”
韩冈虽不在文史上用心,但在他这个地位上,十几年来读书不辍,各代的章疏诰敇都见了不少。各代的文风都有所掌握。其中两汉的诏令,尤其是西汉,最是少见雕琢。回头看西汉文章,即便是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,也不似后世很多骈文那般,用精致的丝绸裹着一包败絮。苏轼的担忧,或者说找出来的借口,在他眼中,完全不值一提。
他硬邦邦的回道:“两汉诏制章疏,不见骈四俪六。”
苏轼提声作色:“文学精妙之处,又岂在四六一端?!”
韩冈立刻道:“朝廷诏令,首要在将事情说明,文法仅是末节。何况以天下之大,官员之众,难道还找不出同时能说清事由,又精擅文学的才士?”
“朝廷弃文学之士如敝履,如何引人重文学?”
“子瞻是想说贺铸之事吧?放贺铸之罪,于韩冈而言,诚乃易事,还能在士林中有个好名声。”韩冈扯了一下嘴角,“不过既然贺铸不能适任,理当去职。韩冈岂能为一己之名,坏朝廷法度。须知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,今日事虽小,一旦乱了纲纪,他日事不可收拾。且以贺铸过往之功绩,不足以让人为他例外。”
“没人能说三班院夺职不对,但之后贺铸迁转文资,已与铸币局无关,宣徽又为何横加干涉?”
“朝廷设律令,一为治罪,一为诛心。所谓诛心,在韩冈看来,是诛后人犯法之心,惩罪以为后人戒。贺铸新近被夺职,便有人为其求转文资。如果事成,铸币局中官吏们又会怎么看?败坏朝廷威信,其罪更大。若过个一两年再为他求转文资,韩冈决不会干涉。”
韩冈是堂堂正论,谈的是法理,而士林则议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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