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，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，还可能出大乱子。”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道。

　　“公博，你我相处二十年，患难与共，我这次到外面去，和以前一样，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。

　　有路可走，我汪兆铭是不会离开重庆的，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，我在重庆谈和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，这是于政府不利的。

　　我离开重庆，那些人如果仍执迷不悟，那我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，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，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。”

　　汪精卫耐心地劝说着陈公博。

　　“公博，历史的评价问题，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，很复杂，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，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，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。”周佛海也劝着陈公博。

　　“你们都统一意见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不过，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，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，无论结果怎样，总还有个立场问题。

　　更何况，这里面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，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？此事须得慎重，最好放弃。”

　　陈公博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，不过，最后他表态说：“汪先生走到哪里，公博会跟到哪里，我不想留在四川，眼看着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，我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经过反复讨论争吵后，低调俱乐部的这帮人，最终接受了这个协议。

　　于是，汪精卫、陈璧君夫妇，按照秘密协议记录中的方案，开始实施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：

　　12月5日，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，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。

　　汪精卫夫妇，托词，12月8日，去昆明、成都演讲，离开重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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