获得了为党工作的很多便利条件，他还借机把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、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。
刘尊棋与潘武阳同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过，作为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的记者，刘尊棋如果能顺利采访到张学良，将对促进张学良反蒋抗日非常有利。
刘尊棋从北平赶到武汉，见到张学良的时候，潘武阳正在给张学良讲课，张学良指着身旁的潘武阳给刘尊棋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老师，他在教我学习《资本论》。”
“呵呵，少帅，那可是共党的圣经，你不怕中毒？”刘尊棋给张学良开着玩笑说。
“哈哈，中毒？这种毒多中点好，对思想有好处。我看《资本论》不是毒，那是思想的补品！”张学良爽朗地笑了笑回答道。
“那少帅可要好好感谢你思想上的营养师潘武阳先生了。”刘尊棋说。
“那是自然的！”张学良点了点头。
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后，北平特科交给潘武阳的任务，一是争取张学良反蒋抗日，二是获取重要军事情报。
1934年1月下旬，蒋介石镇压了与他决裂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后，重新又集结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。
国共第五次“围剿”与反“围剿”开始进入决战的关键时期。
进入10月份，红军的反“围剿”战斗愈来愈惨烈。
为了彻底剿灭红军，蒋介石的军队向美、英、德、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，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，帮助出谋划策。
同时，蒋介石调集重兵，用于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50万人，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行营，直接指挥第五次“围剿”。
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“剿总”副总司令。
第五次“围剿红军”的行动中，潘武阳将“接触”到的“剿总”军事机密，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北平特科，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，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线传到苏区。
所以，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初期，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，转败为胜，潘武阳的情报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，继续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，提出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错误方针，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，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，以至反“围剿”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。
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，被迫踏上了慢慢的长征路。
身在敌营中的潘武阳，每天看到和听到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，内心焦急万分，他一方面紧张地关注战事，一方面加紧搜集机密军事情报。
潘武阳希望能为长征中的红军多做一些事情，多一份精准的情报，转移中的红军便少一份危险。
潘武阳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在，搜集分析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的兵力部署上来。
武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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