循、自足、慵懒、懦弱等国民性。可何为重拾战国型文化呢？

　　度以为，可从士入手。战国时有士，当下也有士，可这两种士截然不同。战国之士，光明磊落、文武兼备、出将入相，乃国之栋梁；而当下之士，虚伪做作、文弱无力、卑鄙欺诈，乃国之蛀虫，故而战国之士为大夫士，而当下之士为士大夫。

　　大夫士为贵族武士，士大夫为文人官僚，前者是封建制度结构下之产物，后者是大一统皇权**下的必须，因此，大夫士是一种刚道的人格，他们以义为基本，进而用忠、敬、勇、死，这四者来贯侧其世业的抱负，守职的恒心。这种义不是江湖义气，而是一种身为贵族的荣誉，而礼只是这种荣誉的体现；

　　而大一统下的士大夫，开始变得文人化、官僚化，义变成了面子，礼成为了应酬，忠、敬、勇、死则变成了孝、爱、智、生，刚道的人格变成一种弱道的人格，如此才能适应其在皇权专注下猎取功名、企图闻达的**，于是，功名代替了世业，升官代替了守职，忠为道德之首变成了孝为百行之先。这天下人人不再有份，也不再人人有责，出了事是皇帝昏庸、权臣作祟，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江山倾覆、社稷不保，他们也只是换一个发式、官袍继续沽名钓誉。

　　特别是孝，此为传统家族宗法制度之物，它只是一种私德，这两千年来孝为百行先，培育出无数家族的孝子孝孙，在家族和国家之间，重家而轻国；而战国时代，最要紧是每个国民都成为国家机体的一部分，公德重于私德，政治德行重于任何德行，一切公德中，忠为第一，唯有人人都能忠于国家，才可化个个国民之力而全体化国力。”

　　杨度所言很合胃口，但显然他没有组织好语言，思路不是很流畅，但杨锐却从其中发现了闪光点，这不就是自己要的吗？是以杨度说完他就问道：“皙子，这忠、……勇、死做和解啊？”

　　杨锐居然有一个字说漏，杨度也没有补充，而是马上答道：“若要知忠、敬、勇、死，那就要先说义及礼；若要说义及礼，那就要先说荣誉。

　　世袭下的大夫士有世业和守职观，而有世业和守职，他才能有荣誉观，所以我说义即荣誉。这也是西洋常说的贵族精神，但这在我国称为义。大一统的士大夫们虽然也常常谈及义，但只是在他们的口头而不是精神，失职在他们看来无可厚非。而在大夫士心里，义即是一种极端敏锐、极端强烈的自我尊敬心。把自我看作为一个光荣圣洁之体，它的存在不容任何一点污垢。

　　这污垢来源有二。来自外的，与来自内的。对来自外的污垢，要决斗以自卫，对来自内的污垢，要自杀以自明。荣誉的后头，必定有一个凛凛风霜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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